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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8月19日电 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实践形态和具体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文化根基，“民为邦本”积淀了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的思想源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支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走向，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核心要素，需要在破解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法治文化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法治基础，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强大合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全新实践，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政治保障。《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特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解读人之一的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习教授”、国家发改委中宏观察家宋才发，专门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撰写《用新发展理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论文，首篇发表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8月15日第3期。《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是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全国高校学报特色栏目社科期刊，河北省高等学校优秀学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扩展期刊。
标准参考文献：宋才发.用新发展理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4(3):1-9.
宋才发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用新发展理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宋才发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具体体现，是近代以来世界性的发展潮流和历史进程，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的不懈追求。实现中国现代化，既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理想和追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正肩负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局限性，彻底破灭了后发国家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迷思和膜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现代化的全新选择与独创范式。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溯源及其理论诠释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文化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受什么外来主义和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是基于中国特有国情实际的、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实践形态和具体化。一定的文明是一定的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渗透中华民族骨髓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基因，5000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并形成了一套独立、稳定、完整的思想体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民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必须竭尽全力地守护好这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以共同富裕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并且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就因为它有独具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润和涵养，有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大同”理想作为深厚的文化根基。“大同”的理想和理念始见于《尚书·洪范》，箕子向周武王解答“稽疑”时所说的“是之谓大同”。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对“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作了较为系统地描述。在孔子描绘的“大同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讲求诚信、亲善、和睦，在彼此间建立起一种天然、稳定、持久的信任关系。“大同”理想作为孔子设想的社会最高目标，在这里表达的是赞成和顺应的意思。以天下为公、追求平等、追求和谐为标志的“大同”理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和稳健发展，须臾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与供给。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子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呼吁施行“仁政”，以实现《论语·宪问》提出的“一匡天下”的夙愿。孟子和荀子在此基础上，相继提出“定于一”和“一天下”的政治主张。老子主张“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法家则推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试图通过施行法律来达到国家统一。自秦始皇肇始的“大一统”理想，作为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政治传统，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稳定的文化心理和思想认同。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开辟的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实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深扎根于具有5000多年中华传统文化底藴的中华大地，确实有其深层的、必然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密码，“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
（二）“民为邦本”积淀了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的思想源泉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凸显的是“人的现代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提出“爱民”“富民”等积极的政治主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到民心的向背，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和国家的兴衰。在传统“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体系中，有诸多治国安邦、治国理政的精辟论述，基本上都是围绕“重民”“富民”展开的。譬如，管仲说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他已经认识到只有让人民真正过上富足的生活，才有条件实施和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于是从理论上提出了著名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管仲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陆续提炼出如下治国理政的结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以至于在孔子《论语·颜渊》中载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论断。孔子实际上已经把“富民思想”推崇备至，鲜明地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公平理念。孟子从正反两个方面对“重民思想”进行了论证，他既从正的方面将民置于“君与社稷之上”的崇高位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又从反的方面论证了民心所向的重要性：“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则把“君”与“民”两者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传统“民本思想”中还富含体察人民疾苦的“恤民思想”，孟子就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从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上展开分析，可以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其本质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在遵从和追求“资本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人的发展”被严重弱化甚至逐渐走向异化，最终愈来愈背离现代化发展的初衷。与此绝然相反，建立在5000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把体现和维护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说“人民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性”承载和凝聚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内涵。中国共产党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全人类”为己任，除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属于共产党自己的私利。因此，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仅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就远远地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资本逻辑”，旗帜鲜明地突出和体现了“人本逻辑”。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和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契合了以新发展理念为行动指南的美好生活的本质属性。在变革传统生产方式的过程中，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在凝聚社会历史进步的合力中，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生产与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执政党，不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而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就生动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民本思想”中的富民思想。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道路”与“新形态”是内在相融相通的。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个崭新理论命题。“现代化”通常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与结果状态，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中国的社会文明从来不是任何意义上空洞的、抽象的存在，而是一个客观实在的概念和人的实践的产物，社会文明与社会发展是在互动中相互促进的。“现代化”通常又是一个国际性的比较概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不仅坚定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走向现代化道路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增加了一种新的范式和新的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的辉煌成就，用鲜活的事实宣告了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从文明的价值属性上看，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人类崭新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辉煌成就，它同时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辉煌成果，是中国人民向世界贡献的一种可供选择的现代化发展模式。2021年习近平结论性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在这里用“中国式”和“新道路”两个简短的定语，界定了当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性质和特点，这个重大的理论创造既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开出的文明之花、结出的文明之果；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和科学把握，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促使马克思主义在获得中国元素的同时与时俱进、增添新的活力。同时还表明中国以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政治道路，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实具有强大的优势、韧性、活力和潜能，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自主创新的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党的百年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然结果。所有这一切还用铁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底气和骨气的民族，标志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将站在世界历史发展进步的高度抑或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出中国主张、贡献中国力量。中国人民自信的底气和骨气，既来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智慧，更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尽管中国的现代化启蒙于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终究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消极后果，尤其是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的一切社会弊端，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结果。
二、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支撑
（一）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走向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走向。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促进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科学回答了在特定的时空场域，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实践参照。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力的重要内涵。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中，包含着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基本要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科学表述，是邓小平1988年9月5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来的，它已经渗透、融入到各个生产力要素之中。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习近平在2024年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又进一步强调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他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实现“变道超车”的根本动力。高质量发展发展的过程，在本质上是“质”与“量”的辩证统一过程。即是说“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基础，“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质变”又会推动形成新的“量变”，新的“量变”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又会催生新的“质变”，这个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完全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从一定意义上说，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利于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新质生产力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和方向，能够带来更高的商品生产和流通效率，以高质量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譬如，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由于贯彻和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26万亿元，增长5.2%，高于全球3%左右的预计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望超过30%。未来要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环节不放，用创新引导和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用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原创性创新是科技创新的灵魂，代表着高科技从“零”到“一”的关键性突破。劳动者是生产力系统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新质生产力把经济发展导向“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生产成果的全民共享，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劳动主体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凝聚全员“合力”。未来只有把高标准的生产条件与高质量的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把潜在的创造力量转变为现实的物质力量。
（二）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核心要素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将科学技术归并为生产力范畴,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当下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加速器和倍增器。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以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引领数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又不能走“脱实向虚”的经济发展之路，因为14亿多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须臾离不开实体经济的保障，必须稳固地建立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格局，一定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充分运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推进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推动形成科技含量高的现代化产业基础能力和现代化产业、产业链、产业集群。当下尤其要加强科技领域的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要从世界百年不遇和经济资源全球大流动的战略格局出发思考问题，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动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科技创新”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最重要的、根本性的战略支撑。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聚焦高质量发展，以创新驱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当下需要加快推进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牢牢掌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要扎实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就需要深刻认识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习近平从战略的高度对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义进行了科学概括，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024年3月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指出，湖南省乃至全国各地只有扎实有效地整合科技创新资源，以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才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又好又快发展。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引进国内外一流研发机构，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
（三）在破解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2月发布的公报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人口为14.126亿人，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的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韩国，这八大经济体的人口总数为8.25亿人，仅及我国人口总数的 58.4%。庞大的人口数量加之民族众多、区域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无疑加重了我国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两面性，即是说要看到一定规模的人口数量，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优势资源。除了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之外，它还有利于降低现代化推进过程中意料不到的风险，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优选现代化推进模式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有利条件。我国要在第二个百年建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立足于“初级阶段”和“新时代”这个最大的实际，高度重视提升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两个方面的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科学把握我国人口发展规律，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前提。在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里，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不是传统意义上“均贫富”式的同等富裕，也不是全社会整齐划一的同步富裕，而是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和福利保障惠及全体劳动人民的全面富裕。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富裕涵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辩证统一的，两者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统一于人的具体实践活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硬实力，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则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软实力。任何脱离精神文明进步的单一物质文明发展，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构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增强发展新动力新活力。2023年7月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科学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和战略支撑。总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我们必须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战略规划与战略决策，在满足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社会主要矛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检验，必须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在破解社会主要矛盾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
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重要举措
（一）法治文化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法治基础
法治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有序推进提供基本的方向指引。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长河中，法文化始终没有中断过，也从来没有缺席过，包括中华法系在内的灿烂法文化令世人称道。社会主义法治是实现传统国家治理向现代国家治理转型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发挥着“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习近平极为重视法治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他曾高瞻远瞩地指出，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只有在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上，才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自“八二”实施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包括236部法律、690多件行政法规、8500多件地方性法规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在新时代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法治保障。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不但坚持社会主义，而且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是独具特色的法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法治文化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软实力。社会主义法治是通过制度规则系统地、集中反映现代国家治理理念的道路安排，能够以根本性制度为基础建构契合国家和社会治理要求的制度体系，进而引导和规范56个民族人民在正确的轨道上统一行动。中国的法治建设还要秉持同世界其他国家平等对话、同世界其他文明平等交流互鉴的态度，加快完善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充分运用法治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并形成的特有民风民俗、习惯信仰，已经成为浸入中华民族骨髓的基因。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核的中华文明，构成了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特质，只有植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沃土才能行稳致远。“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的丰富资源。习近平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中华优秀法律文化继续在社会主义道德秩序建构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这里，全体中国人民既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主体，又是法治文化创新的价值归宿。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的社会制度公正，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以及形式的调整与改造，使之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只有始终坚持一切发展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文化建设导向，才能够为文化繁荣提供主体支撑和价值源泉。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还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必由之路”。这个科学表述，不仅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而且揭示了我国法治文化使命的重要理论特质，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功地实现了“两个结合”。其中的“第二个结合”，就是明确提出并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给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体系增添更多切合中国实际的鲜活元素，促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和现代化诸多方面更具活力。
（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强大合力
要在新阶段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影响极为深远、贡献极其巨大。我国近代史上“落后挨打”“贫穷挨饿”的根子之一，就是到清朝末年科学技术严重落伍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落后于国际领先水平。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早在《周易》《诗经》《礼记》等中华元典中，就已经提出了“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思想观点。当下的世界已经进入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时代，中国需要不遗余力地举全国之力急起直追，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努力使中国在某些领域成为世界创新的战略高地。要通过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新时代新阶段新型的举国体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实现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需求引导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任务和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新时代新型举国体制，既是基于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任务的清醒认识，更是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推进举国体制所积累的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习近平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办大事，堪称为新型举国体制的中国特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13个显著优势之一加以确认，因为新型举国体制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优化制度安排和推进社会有效治理。“集中力量办大事”已成为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现实依据。譬如，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研发重大尖端科技等重大活动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模式，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在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方面，“集中力量办大事”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内聚力优势。这种体现体制机制创新的“内聚力优势”，不仅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内在驱动力，而且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为当下和未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奠定了基础。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全新实践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种全新的路径。中华民族是经由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不是通过扩张或殖民而形成的,它具有“自然凝聚”的优势和特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争取中华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得到了巩固和升华，中华民族也因之而形成为自觉的民族共同体。在我国56个民族14.1亿人口当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有1.25亿人，如何正确地处理好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加强各个民族的大团结，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头等重要事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在法治轨道上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建设。深化建设各民族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民族团结为生命线争取人心，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的丰硕成果。因而党中央提出和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客观上创造性地回应了像中国这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弯道超车”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加强和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如何以民族大团结来推进实现国家现代化这样一个世界性难题。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实际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不断探索发展中华民族建设的路径，56个民族人民团结一心“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在新阶段突出强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成功地复制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成不变的。70多年来，我国通过实行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彻底废除了民族压迫，开辟了各民族大团结的新纪元，各民族共同实现了全面小康，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使得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就是明确提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清晰地指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来如果脱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坚如磐石的根基，没有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塑造，就不可能有崭新样态的中国式现代化屹立于世界舞台。未来需要进一步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全新实践，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逻辑下来审视和建构，在服务和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进程中，进一步推动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
（四）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政治保障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最高政治原则。“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习近平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党的领导关系的重要论述，对于确保新时代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引和实践遵循的政治保障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长期执政”和“唯一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实质上具有“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身份，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和规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这也即是说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做好新发展阶段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根本、最为独特的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阶段，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不渝地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历史自觉和政治担当。党的领导是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的政治领导，必须以党的坚强领导为抓手和着力点，全面推动国家治理科学、依法、有序、有效地展开，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牵引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未来需要进一步按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规范要求，加大力度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乡村治理现代化，让亿万人民成为国家治理的真正主体，成为社会治理的广泛参与者和真实的受益者，这是新时代新阶段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和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核心指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这个论断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与升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依据，也是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根据，更是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稳健发展的强劲动力，有利于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